2005年6月30日凌晨2点25分,当代著名书画家、教育家、国学大师,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因病在北大医院逝世,享年93岁。北京师范大学在英东学术会堂演讲厅设置灵堂,数以万计的校内外各界人士前往吊唁,沉痛悼念一代书法泰斗启功先生。悼念的人们深知“国学大师”启功不仅对文化艺术情有独钟,而且在爱情道路上更是执著痴情,让人感动……

奉母命成婚得知己

    先生的全名叫爱新觉罗·启功,但他在所有的书画、著作、文章和书信中,从未用过“爱新觉罗”。他诙谐地说:“本人姓启名功字元白,不吃祖宗饭,不当‘八旗子弟’,靠自己的本领谋生。”
    1912年7月26日生于北京,他的童年非常坎坷。启功的祖先是雍正的儿子,乾隆的弟弟。但是到了启功的高祖父这一代,因不是正室生的嫡系长子而列入旁支,跟着当侧室的母亲搬出了王府,从此家道开始没落。启功1岁丧父,10岁时又失去曾祖父、祖父。因偿还债务,家道已经败落得一贫如洗,以致启功无力求学。在曾祖父门生戴遂之的帮助下,他才勉强入校学习。启功当时想:“你供我上学,可我母亲和一个没有出嫁的姑姑谁管呢?再说我总不能老靠别人的资助过日子吧?”于是他央求戴老先生说:“我想谋个职业,哪怕一月挣个二三十元,也好奉养母亲和姑姑。”启功明白自己是彻底“被遗弃的贵族后裔”,那何不隐其姓,先解决生计再图发展?开朗乐观的他便独创“启”姓,自当“始祖”了。
1926年,14岁的启功从北京汇文中学毕业。基于家学的渊源,又得到祖父门生的刻意指点和悉心培养,15岁开始,启功已经在古典诗词和经史辞章方面脱颖而出了。由于自幼便在祖父的督促下练习书法,功底深厚,启功随后独创了“五三五”不等分结构字体,即“启功体书法”。后来,启功的书法成为难得的墨宝。
    21岁的时候,母亲克连珍向他提出按清代传统在旗人内部订门亲事。 启功当时正忙于寻找职业,根本没有结婚成家的念头,忙对母亲说:“我现在事业还没个定向,为什么要这么早结婚呢?”母亲说:“你父亲死得早,妈守着你很苦啊,你早结了婚,身边有个人,我也就放心啦!”启功是个很孝顺的儿子,母命难违,他考虑了一下便对母亲说:“行啊,人,只要妈看着满意就行啦!”
   1年3月5日,是启功家祭祖的日子。快到中午时,母亲突然对启功说:“姑娘该来了,你到胡同口去接她。”当时天空飘着绵绵细雨,启功来到胡同口,看见对面林荫小道上,一位女子撑着花雨伞,迈着莲花碎步,正袅袅娜娜地向他这边走来。启功的心顿时像被一只温柔的手摩挲了一下,这位女子不就是《雨巷》中那个丁香似的姑娘吗?姑娘不是别人,正是章宝琛。章宝琛比启功长两岁。由于生母早亡,父亲续弦,后妈对章宝琛非常刻薄,从小她就吃了不少苦。当启功了解到章宝琛的身世以后,强烈的同情心逐渐化成了爱恋之情。
1932年10月,时年21岁的启功和章宝琛举行了简朴的婚礼。章宝琛出嫁时,带着同她相依为命的弟弟一起嫁了过来。
虽说是新婚燕尔,却实在没有什么感情可言,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恋爱过程,只见过一两次面。可是,结婚后,启功才渐渐地发现,这位文化不高的妻子竟是一位难得的知己。
章宝琛个子矮矮的,眼睛大大的,皮肤白白的,样子端庄贤惠,爱穿一件蓝布衣衫,最可爱的是她从不发脾气,勤劳、善良,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的美德。启功有时发脾气,她却从不言一声,很厚道,什么都能忍受。

叩拜贤妻表感激

自从新媳妇进门之后,家里的一切大事小事都无须启功操心。早晨一睁眼章宝琛就默默地干活,把一切操持得井井有条。
母亲和姑姑上了年纪,又常闹病,不免时常发脾气,可是不管遇上多少委屈的事,章宝琛从来不顶一句嘴,有时实在委屈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偷偷掉泪。启功有时在外面碰上不顺心的事,回家来也常冲她发脾气,可是,每次妻子总是不言语,想吵也吵不起来。
启功婚前一直学习绘画和中国古典文学,习作旧诗词。婚后,他中断学业,到辅仁中学担任国文教员。然而3年后,他却不幸被解聘了。那时正值1937年北京沦陷时期,启功靠教学馆来维持全家五口人的生活。
有一天,启功看见妻子在补一只破了几个洞的袜子,不由心中一片酸楚,他决心多挣点钱。他开始作画卖钱。然而,当他背上画卷准备出门时,又犹豫了。章宝琛理解丈夫,便说:“你只管作画,我上街去卖。”一天傍晚,天突然下起了大雪,启功从教学馆回来,见妻子还没回家,便打着伞去街上接她。章宝琛全身落满了雪花,冻得瑟瑟发抖。启功的泪水顿时夺眶而出。见到丈夫,章宝琛挥舞着双手,兴奋地说:“只剩下两幅画没卖了。”

1938年,博学多才的启功到辅仁大学国文系当上了讲师。
这年6月,日伪政权成立教育局班子,一个同事拉启功去那里工作,遭到启功的严词拒绝。同事不死心,准备说服他的妻子,谁知章宝琛一口回绝:“我们就是饿死,也不给日本鬼子和汉奸做事!”启功见状感叹连连:“知我者,宝琛也!”
1949年,启功担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教授。3年后,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,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,启功又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,专门教授古典文学。
1956年,启功的母亲克连珍久病不起,弥留之际,拉着儿媳章宝琛的手说:“我只有一个儿子,没有女儿,你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。”母亲死后,启功悲伤中想起妻子日夜侍奉老人的辛劳,想到她深明大义,对自己体贴入微,照顾十分周到,对她十分感激。启功十分激动地对妻子说:“你跟着我没过上一天好日子,我应该多受些苦才对得起你。”随后竟忍不住双膝跪下一拜,叩谢贤妻的情深义重。

困境中夫妻共患难

1957年6月,母亲和姑姑相继去世,几乎与此同时,启功被打成右派,到农场进行劳动改造。
启功每天从农场回来,就呆呆坐在窗前一言不发。章宝琛看在眼里急在心头。
8月的一天,启功对妻子说:“宝琛,如果我走了,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”章宝琛听后紧紧抱住丈夫,泣不成声:“启功,那么苦的日子我们都挺过来了,还有什么能够难倒我们?如果你走了,我活着还有意思吗?”第二天,章宝琛拉着丈夫来到胡同口,指着一个修鞋的盲人说:“他眼瞎了,腿锯掉了,妻子和女儿又在一次车祸中丧生,他不是也顽强地活下来了吗?”见状,启功的心头顿时荡起一股暖流,妻子几句朴素的话语帮他解开了心头的死结。
在困难的时候,愈加显出妻子的一颗金子般的心。当启功被莫名其妙地划为“右派”而心灰意冷的时候,妻子也学着陈垣校长的样子劝说他埋头写书,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,现在没人给你出版,总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。
1962年,启功重新登上了讲台。1966年“文革”爆发,他再次被迫离开讲台,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也被迫停止。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,启功内心出奇地平静。他想,不让我公开读书写作,我就私下里治学。为了让启功能够专心在家撰写文章,章宝琛天天坐在门口给他望风,一见红卫兵,她就立即咳嗽,启功则马上把纸和笔藏起来。
“文革”期间,见红卫兵要来抄家,细心的章宝琛偷偷把丈夫宝贵的藏书、书画和文稿用纸包了一层又一层并打上捆,放在一个缸里,在后院的墙角下挖了一个洞,深深地埋进土里。一切都神不知,鬼不觉的,甚至连启功她也没告诉。
1975年春天,63岁的章宝琛积劳成疾一病不起。躺在病床上,她这才把藏书画、文稿的地方告诉了启功。启功到后院挖啊挖,挖出来打开一看,那些凝聚着多年心血的文稿,被用一层又一层的纸包裹着,连一张也没有丢失。